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
在范书之前，有关东汉的史作不下十部，即《东观汉记》、谢承《后汉书》、薛莹《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华峤《汉后书》、谢沈《后汉书》、张莹《后汉南记》、袁山松《后汉书》、袁宏《后汉纪》、张璠《后汉纪》等。
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采撷诸家书之长，删繁补缺，整齐故事，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书取代《东观汉记》残本，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而东观诸史除袁宏纪外相继散亡。于是范书成为研究东汉文最主要的史籍。它的主要特点有：
第一，论赞占重要地位。范氏是封建统治阶级一员，编史就是为当时政治服务，他说：“欲因事就卷内，以正一代之得失。”他在论述写《后汉书》的体裁时说：“《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之拟作，所以为短。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述之。” 所谓“事”，就是历史事实，“义”，就是政治观点，用纪传体写历史更好地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这种思想充分流露在《后汉书》论、赞、序之中。对人物、事件，提出他的看法。
第二，注重文艺。《狱中与诸甥侄书》说：“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又说：“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范氏写《后汉书》，主要以《东观汉纪》和华峤《汉后书》为蓝本，并采用其他《后汉书》的内容。范自称：“天下之奇作”，后人对范氏《后汉书》多加赞扬。 刘知几说：“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又说：“惟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后人以范氏《后汉书》代替了《东观汉纪》的地位，列为“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之一。 这些赞扬主要是从文字上衡量，从内容看。也适合了统治阶级的要求，因而《后汉书》得到史家的赞扬。但从史籍方面去考察，有些记载颇嫌简陋。
第三，体例有所创新。以前的“正史”，只有后纪的本纪，而一般妇女没有地位，范氏受刘向《列女传》的影响，特立《列女传》，才行高秀者，给立传。如记有班昭的事迹。也有赵援姜(盛道妻)的事迹，为掩护丈夫而自己却不惜牺牲。还有蔡文姬事迹。范氏又创立《文苑列传》。在封建社会，重“德”，轻文，《史记》、《汉书》为个别文学家作传，还不敢把“文学”和“儒林”并列。自汉以后，文学有了很大发展，范晔把握这种趋势，故创《文苑列传》。范氏还创立《宦者列传》、《独行列传》、《方术列传》、《党铜列传》、《逸民列传》。这样写法，反映了历史的变化和时代的特点。
《方术列传》，比较客观地叙述科学家的事迹。对《独行》、《逸民》列传，则歌颂了统治阶级中较为正直的人。王鸣盛称赞道：“宰相无多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惟尊独行。””在这种“以类相从”的人物传记之中，有时不受时间先后的。 如王充、王符、仲长统等，都是东汉的思想家和著述家，便合为一卷。《后汉书》还新增《舆服志》、《百官志》。《舆服志》以记封建等级制度的车、服沿革和样式，《百官志》记载东汉分官设职情况。
第四，有进步观点。如张衡是文学家又是科学家，范氏不列入《文苑传》，而另立《张衡列传》。在文章里，既表扬了张衡在文学士的成就，又推祟了他的技艺，打破了前人重德轻艺的旧传统。又如在《逸民》列传中，记述汉阴老父，面对尚书郎张温，痛斥汉桓帝， 但《后汉书》也有一些缺点，他不信有鬼神，《宋书·范晔传》说：“晔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还说过：“天下决无佛鬼。”他既主张无神论，但书中还不能完全去掉迷信的记载。同时，范氏把著名的医学家华伦、郭玉和方士阴阳占的人物并列，也是不妥当的。 至于不立《食货志》，以致遗漏一代重大经济制度。又无《艺文志》，遗漏了重要的文化史资料。
《三国志》
作者介绍：陈寿（２３３－２９７），字承祚，西晋巴西安汉（四川南充北）人。他少好学，就有志于史学事业，对于《尚书》《春秋》《史记》《汉书》等史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师事同郡学者谯周，在蜀汉时任观阁令史。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大臣都曲意附从。陈寿因为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遣黜。入晋以后，历任著作郎、治书待御史等职。２８０年，西晋灭东吴，结束了局面。陈寿当时四十八岁，开始撰写《三国志》。 （1）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２６６）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
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陈寿还著有《益部耆旧传》、《古国志》等书，整理编辑过《诸葛亮集》，可惜这些书后来都亡佚了。 （2）《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书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 《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讲：“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国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 陈寿毕竟是晋臣，晋是承魏而有天下的。所以，《三国志》便尊曹魏为正统。在《魏书》中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只有传，没有纪。记刘备则为《先主传》，记孙权则称《吴主传》。（3）这是编史书为政治服务的一个例子，也是《三国志》的一个特点。
陈寿虽然名义上尊魏为正统，实际上却是以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如实地记录了三国鼎立的局势，表明了它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地位是相同的。就记事的方法来说，《先主传》和《吴主传》，也都是年经事纬，与本纪完全相同，只是不称纪而已。 （4）《三国志》总起来说记事比较简略，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他所修的《三国志》在当时属于现代史，很多事是他亲身经历、耳闻目见的，比较真切，按说是有条件搜集史料的。但因为时代近，有许多史料还没有披露出来；同时，因为恩怨还没有消除，褒贬很难公允，也给材料的选用和修史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从魏、蜀、吴三书比较来看，《蜀书》仅得十五卷，较魏、吴两书更简。这大概是魏、吴两国的史料多于蜀的原故。陈寿写《三国志》时，魏国已有王沈的《魏书》，吴国也有韦昭的《吴书》可作参考，这给陈寿搜集史料提供了极大方便。而蜀汉既没有史官，也没有现成的史书可借鉴，搜集史料就非常困难。
陈寿费了很大气力，连一些零篇残文也注意搜寻，《蜀书》才仅得十五卷之数。《蜀书》中的许多重要人物的事迹，记载都十分简略，可见蜀汉的史料是相当缺乏的。另外，因为政治上的原因，陈寿也可能舍弃了一些材料，如牵涉到司马懿的一些不光彩的事，不便写，只好舍弃了。
（5）《三国志》取材精审。裴松之《三国志注》记汉魏交替之际的表奏册诏有２０篇之多，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中，只用一篇１７３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出来。对孙策之死，舍弃《搜神纪》等书上的妄诞传说，只记孙策为许贡的刺客所击杀。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史实认真考订，慎重选择的态度。
（6）《三国志》行文简明、干净。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先主传》记
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
陈寿在书中表现出品题人物的兴趣。他说刘备是英雄，曹操是人杰，孙策、孙权是英杰，又有奇才，高俊，奇士，令士，美士，彦士，才士，虎臣，良臣，良将，这都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气。
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与前三史一样，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后，尚书郎范頵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由此可见，《三国志》书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好评。陈寿叙事简略，三书很少重复，记事翔实。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严慎，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
（7）陈寿还能在叙事中做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陈寿所处时代，各种政治关系复杂，历史与现实问题纠缠在一起，陈寿在用曲折方式反映历史真实方面下了很大功夫。
陈寿对蜀汉虽怀故国之情，却不隐讳刘备、诸葛亮的过失，记下了刘备以私怨杀张裕和诸葛亮错用马谡等事。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个表现。 《晋书-陈寿传》在承认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的同时，又认为陈寿因为私仇而在书中有所表现。说“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
陈寿受后人批评的另一弊病是书中时有曲笔，多所回护。刘知几在《史通·直书篇》说“当宣、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其口而无言。”批评陈寿和王隐在修史时对当权人物曹操、司马懿的丑事缄口无言，为之回护。在《三国志·魏书》中确实没有看到刘知几所论的内容，对此，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六中“三国志多回护”写到：
《春秋》书天王狩于河阳，不言晋侯所召，而以为天子巡狩，既已开掩护之法，然此物为尊者讳也。至于孩父之事，则大书以正之，如许止、赵盾之类，皆一字不肯假借，所以垂诚，义至严也。自陈寿作《魏本纪》多所回护，凡两朝革易之际，进爵封国，赐剑履，加九锡，以及禅位，有诏有策，竟成一定书法。以后宋、齐、梁、陈诸书悉奉为成式，直以为作史之法固应如是。然寿回护过甚之处，究有未安者。
赵翼也为陈寿的曲笔作了历史考辩，指出：“盖寿修书在晋时，故于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护。而魏之承汉，与晋之承魏，一也。既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当然，也有可能是陈寿所参考的魏、晋资料原来就是这样记载，陈寿未作订正，也不敢妄加篡改的。为陈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处于改朝换代之际修史者顾忌更多的实际背景，是可以理解的。
毋庸置疑，修史贵真实，不虚美，不隐恶应是史家必须恪守的准则，曲笔是不足为训的。应当看到，陈寿除了涉及魏晋易代的敏感问题与当权人物之外，其叙写仍属翔实可信的。不必讳言陈寿的曲笔，也不能因此而怀疑《三国志》的信史价值。
钱大昕所说：“然吾所以重承祚者，又在乎叙事之可信。盖史臣载笔，事久则议论易公，世近见闻必确。三国介汉晋之间，首尾相涉，垂及百年，两史有违失者，往往赖此书正之……予性喜史学，马班而外，即推此书，以为过于范（晔）、欧阳（修）。”（《三国志辩疑序》） 《三国志》也有其不足之处，不可不注意。在叙事时，除了在某些人的纪和传中有矛盾之处外，其最大的缺点，就是对曹魏和司马氏多有回护、溢美之词，受到了历代史学家的批评。另外，全书只有纪和传，而无志和表，这是一大缺欠。《三国志》成书之后，由于叙事过于简要，到了南朝宋文帝时，著名史学家裴松之便为其作注，又增补了大量材料。
《三国志》注者介绍
裴松之（３７２－４５１），字世期，南朝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裴松之是士族官僚家庭出身，祖父裴昧官居光禄大夫，父裴圭曾任正员外郎。 裴松之从小喜爱读书，８岁时已熟知《论语》《诗经》诸书。后博览典籍，学识日进。 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３９１），裴松之任殿中将军，时年２０岁。晋安帝隆安二年（３９８），其舅父豫州刺史庾楷联合兖青二州刺史王恭等攻打建康。兵败，庾楷投奔夏口的桓玄。庾楷推荐裴松之担任新野太守。裴松之考虑风险过大，迟迟不肯动身。不久，军阀火并，庾楷死于桓玄之手。裴松之免去了一场杀身之祸。东晋时历仕零陵内史、国子博士等。入宋后任中书侍郎。宋文帝以陈寿所著《三国志》记事过简，命他为之作补注。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三国志》。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
裴注不仅解释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于补充原载的遗漏和纠正错误。同一事几家记述不同的，他都收录进来，以备参考。对于史事和人物，裴注有所评论；对于陈寿议论的不当，裴注也加以批评。裴注搜罗广博，引书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为了注释《三国志》，他收集了三国时期的原始材料达一百五十多种，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数约超过原文的三倍。
据沈家本统计，注中引书“经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由此许多《三国志》中失载的历史事实得以保存。裴注中也有运用传统注释方法的地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盖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
杨翼骧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将这部分裴注归纳为字音、文义、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干类。他认为：“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广事实，而这一类的批注不过是附带的工作”。他注《三国志》的重点是补阙和纠谬。
正如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所说：“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纳，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忘；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
他注《三国志》的重点是补阙和纠谬。正如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所说：“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纳，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忘；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裴注的最大特点，就是广采博引，极大地丰富了原书的内容。
特别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经亡佚，幸而保留在裴注中，因而史料价值就非常珍贵。读《三国志》时，一定要把裴松之的注文当作正文来读。（例郭嘉传） 裴注为史书注释开辟了新的广阔道路。
针对当时史书“疏略寡要”、“时有脱漏”的问题，裴氏将补阙列为第一项，主要补记重要事件与人物。如曹操推行屯田一事，陈寿仅在《武帝纪》和《任峻传》中用５０几个字略作记载，仅仅说明了“军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峻”。而曹操在这一重大决策上有何认识与领导，推行中有何艰辛，推行后有何成效，陈寿则未作评叙。裴注以１８０字的 篇幅阐明了以上问题，将屯田一事作为曹魏定国的重大国策看待，在掌握史事要领这一层面上，裴氏显然高一筹。又如诸葛亮七擒孟获一事，反映了蜀汉以“攻心为上”的和戎，又是进行北伐前安定后方的重要措施，陈寿一笔带过，而斐氏补充２００多字，其识见亦在陈寿之上。 王弼开魏晋玄学之先声，陈寿仅以２３字记之。裴氏引何邵《王弼传》补其生平与学说，引孙盛《魏氏春秋》反映时人的评断，引《博物志》介绍家世，为我国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据。
马钧其人其事，在《方技传》中了无涉及。裴氏以１２００多字补充其生平与重大发明创造，有关指南车、翻车、连弩、发石车以及织绫机的记载，反映了当时的科技生产水平，填补了科技史研究的空白。
与重大事件与人物有关的重要文献亦是补阙的内容，如曹操的《明志令》（文见后面）、《举贤无拘品行令》、曹丕的《与吴质书》，李密的《陈情表》等，亦由裴注得以传世 。 所谓备异与惩妄，是针对同说一事，而各载却“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之情况而言的。
如刘备三顾茅庐一事，《诸葛亮传》所记情节已人所共知，但魏人鱼豢《魏略》和西晋司马彪《九州春秋》所记则不同，认为是诸葛亮先拜访刘备。裴氏将两载均抄录于注中，可为备异；又对其说加以辨析，引《出师表》所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猬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一段，说明“非亮先诣备”这一结论，可谓惩妄。这种备异，惩妄，往往以寿书作为对比对象，再扩及到对其他史书的品评和总结。
对陈寿失误而他书正确处，亦作明确判断。如《吴书·楼玄传注》引虞博《江表传》所载楼玄自杀事，裴氏径直判断为“《江表传》所言，于理为长”。
裴氏主张取“事类相从”的原则，他说：“臣松之以为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张子房青云之士，诚非陈平之伦。然汉之谋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则余无所附，故前史合之，盖其宜也。”肯定了司马迁首创“事类相从”的合理性，然后批评陈寿将非为一类的人放在一传中，有失体例。
其次，行事相类亦为重要原则。如鱼豢《魏略·勇侠传》不计人物生年而按人物行事将汉末孙宾硕四人编入魏，是依据“其人接魏，事义相类”的原则处理的。对此，如果说鱼豢还仅处于一种自发状态的话，那么，裴氏提出“事义相类”的原则，便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认识了。由实践升华为理论，再指实践，正是裴注史学意义在编纂学上的体现。
在叙事描写上，强调通顺合理，反对“语之不通”。注意容貌状写，如对荀彧之外貌，以陈寿不称述为遗憾，特引《典略》、《平原祢稀传》补充之，既反映了魏晋著文讲究人物容止风藻的时代特色，又符合了中国史学讲究形象描写的特色，还体现了裴氏对历史文学的审美要求，即生动形象的描写可使史著更具魅力。
但是，明以前人若王通、刘知几都讥其繁芜，叶适至认为“注之所载，皆寿书之弃余”（文献通考一九一）。清代学者虽然推崇裴注，但也有人指责他有的应注而不注，有的不应注而注，引书有改字等等（见赵翼陔余丛考六、四库提要四五及卢文弨的批注）。
其实这些都是小缺点，并不能因此掩没它的长处。裴注引用的魏、晋人著作多至二百十种，著录在隋书经籍志中的已经不到四分之三，唐、宋以后就十不存一了。而且裴注所引的材料，都首尾完整，尽管说它“繁芜”，说它“寿之弃余”，单就保存古代资料这一点说，也是值得重视的。
作《后汉书》的范晔和裴松之同时，以年龄论，裴比范长二十岁，范死在宋文帝元嘉二二年（４４５），裴死更比范后六年。两人虽然生在同一时期，同样搜集史料，但他们运用史料的方法不同，范晔组织所得的史料编或后汉书，裴松之则用来注陈寿的三国志。试取陈寿、范晔两书中篇目相同的十六篇列传比较，范书比陈书篇幅增多约一倍，那些多出来的材料，大多是和裴注相同的。
裴注出现后，引来了许多评议，其中有褒有贬。刘知几说：“少期集注《三国志》，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繁芜。观其书成表献，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与刘知几不同，赞誉裴松之者多
与刘知几不同，赞誉裴松之者多，裴注出现后，引来了许多评议，其中有褒有贬。刘知几说：“少期集注《三国志》，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繁芜。观其书成表献，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
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其中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於陈寿本书焉。”这个归纳是准确的。
但又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这话毫无证据，只能认为撰提要者的臆测之辞罢了。关于以往史家对裴注的评价，杨翼骧先生在前引《裴松之》一文中有详细介绍，可以参看。
以上对于裴注的评价反映了传统史学批评的特点。评论者大多不能摆脱是与非、优与劣的思维框架。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待裴注，更应关注的是，历来对史书的注释都是从名物训诂的角度着眼的，为什么裴松之却要发明出一种新的注释方式？刘知几说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达”， 章学诚也说：“裴松之依光于陈寿，非缘附骥，其力不足自存也。”刘知几、章学诚虽然都是传统史学批评的大家，但这些分析却有失水准，带有很强的好恶色彩。所谓“不能自达”、“不足自存”，都是要从注释家才智缺乏一端求得解释。
不带偏见阐释裴注出现原因的当首推陈寅恪先生。陈氏认为，裴注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注”的影响所致。他在《支愍度学说考》一文中说：“中土佛典译出既多，往往同本而异译，于是有编纂„合本‟以资对比者焉。”《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原注：“三部合异二卷。”）云：说戒者乃曰：僧和集会，未受大戒者出！僧何等作为？众僧和聚会，悉受无戒！于僧有何事？答：说戒。僧答言：布萨。不来者嘱授清净说！诸人者，当说当来之净！答言：说净。陈氏解释说：“据此，可知本子即母子。 在《读〈洛阳伽蓝记〉书后》一文中，他又进一步发挥说：“裴松之《三国志注》人所习读，但皆不知其为合本子注之体。”
周一良先生对陈说持怀疑态度。他在《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裴松之、刘孝标、郦道元的注，多为补遗订误，而非字句出入，往往连篇累牍，达千百言。这与同本异译简单明了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恐怕未必与佛家合本子注传统有何渊源吧？”。
对陈氏观点也不乏赞成者。逯耀东先生就接受了合本子注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又试图通过经学与史学的区别来解释裴注的产生。他的基本思想是，传统注释方法与裴注的不同在于一是经注、一是史注。这主要是受到了钱大昭的启发。钱大昭说：“注史与注经不同，注经以明理为宗。理寓于训诂，训诂明而理自见。注史以达事为主，事不明，训诂虽精无益也。”
逯耀东就此说道：“因此，明理与达事是经注与史注的基本区分。„达事‟是更进一步叙述历史的。” 他又说：“由经注的义理阐释，转向历史事实的探讨，是经史分途过程中重要转变的关键。”众所周知，魏晋以后，史学逐渐脱离经学而。以此为背景来解释经注演变为史注是不错的，但是，仅至于此的泛泛之论还是不够的，因为裴注以后占据主流地位的史注还是经学式的。我们当然不能因此说史学与经学又合流了。
围绕《三国志》及其裴注，实际上可以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三国志》写得如此简略？
第二，为什么裴松之要不避繁琐征引那样多的史籍？
有一种意见认为，陈寿所见到的材料有限，所以《三国志》写得简略。这种意见有一定道理，因为裴注中所征引的许多书在陈寿写《三国志》时确实还没有问世。但这样解释也有问题，因为毕竟还有些书是陈寿有可能见到的。陈寿撰写《三国志》在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平吴之后。据杨翼骧先生《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所列，在此之前，专记三国历史的史书如王沈《魏书》、韦昭《吴书》，鱼豢《魏略》、《典略》已经问世。此外，如赵岐的《三辅决录》、谢承的《后汉书》、王粲的《汉末英雄记》、司马彪的《九州春秋》等也早已完成。
据同书，着有《帝王世纪》、《高士传》的皇甫谧卒于太康三年（２８２）。陈寿写《三
国志》时见到皇甫谧书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以上这些书裴注中都征引了。
据《三国志人名索引》附录《三国志裴注引书索引》，裴注引用《魏书》一百九十条、《魏略》一百七十九条、《典略》四十九条、《吴书》一百一十九条、《三辅决录》九条、《后汉书》十二条、《英雄记》六十九条、 《九州春秋》二十六条、《帝王世纪》一条、《高士传》六条。这些材料陈寿应能见到，但他并没有以此来充实《三国志》，倒是南朝的裴松之完成了这个工作。《三国志》卷21《王粲传附吴质传》载文帝与吴质书，近二百字，而裴注详引《魏略》所载此书，竟多达八百余字。
裴松之就此解释说：“臣松之以本传虽略载太子此书，美辞多被删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备其文。”
关于曹魏屯田，据杨翼骧先生统计，《武帝纪》中仅用了“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十三个字来叙述。在《任峻传》中又用了“是时岁饥旱，军食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为典农中郎将。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四十一字。而裴松之在《武帝纪》中引用王沈《魏书》的记载，补充了一百四十七字。由此看来，对《三国志》的简略不能只从陈寿所见材料的多寡这个角度来加以解释，还必须另想办法。
裴松之嫌《三国志》写得简略，而这样的意见在他以前是未曾见过的。《三国志》刚问世时，获得了一片赞誉声。《晋书》卷８２《陈寿传》称：“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着《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
本传又称：“元康七年，病卒，时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曰：„……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
东晋时，习凿齿从正统论的角度对陈寿书以魏为正统的写法提出异议，在其所着《汉晋春秋》中坚持以以蜀汉为正统。正统问题是政治问题，从学术的角度仍然不见对《三国志》的批评。看来，简略在晋人眼里是不成问题的，只是到南朝裴松之才将其视之为缺点。这就提示我们应当从时代学术风气变化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晋书》
晋书的修撰，从贞观二十年（公元六年）开始，二十二年（公元八年）成书，历时不到三年。参加编写的前后二十一人，其中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三人为监修，其余十八人是令狐德棻、敬播、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淳风、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丘驭、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李安期和李怀俨。
这是一部唐人集体编写的史书，具体分工现已不详，但知李淳风“所修天文、律历、五行三志，最为观采”。由于唐“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四论，于是总题云御撰”。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为止，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并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
新晋书采录《世说》，仍有所选择。以南朝*齐臧荣绪的《晋书》为蓝本，同时采录了其他的典籍，一共是数十部。
主监修史的实际是令狐德荣而非房玄龄，他在初唐史学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唐初史学第一人。李延寿主要参与《隋书》、《五代史志》同时还独自完成了《北史》、《南史》。李淳风写出了世界上最早的气象学专著《乙已占》。 第一，它排除了旧史志中的一些杂乱项目。如王隐《晋书》有《瑞异志》，何法盛《晋中兴书》有《鬼神录》，其后，沈约《宋书》有《符瑞志》，肖子显《齐书》有《祥瑞志》，魏收《魏书》有灵征志>都是记录帝皇的端应,荒诞之甚,这是和《五行志》记录若干天灾情
况不相同的。新修晋书没有沿袭这种作法，自此以后，历代正史再不立符瑞篇了，这自然是一大进步。
第二，《晋书》有《食货志》，这是除《魏书》而外整个魏晋南北朝正史中仅有的。它除了记载晋代的重要经济情况而外，由于《后汉书》和《三国志》均无《食货志》，所以往往上溯东汉、三国史事以资补充。例如曹魏邓艾的屯田和西晋的户调式、占田、课田等等都赖以保留至今。自《晋书》补写《食货志》后，历代正史，除《新五代史》外，都设立了此志。
第三，《晋书》还有内容充实，文字简练的长处。晋代的社会矛盾尖锐复杂，有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有胡、汉的，有儒、道、释的矛盾，还有君臣矛盾、抗战派与清谈派的矛盾等等。《晋书》中，提供了很多这些矛盾斗争的情况及文献材料。
第四，《晋书》设载记三十卷，记录西晋灭亡前后，在华北和四方所立诸王国的历史，计前赵三卷，后赵、前燕、前秦、后秦各四卷，成汉、后燕、南燕各二卷，南凉、北凉、后凉、夏各一卷，西秦与北燕合为一卷。此外，汉人张轨的前凉、李暠的西凉作为列传，不在载记之列。《史通》说它“兼引伪史十六国书”即是就载记而言。载记这一体裁，东汉人班固撰新市、平林、公孙述事即有此名，说明载记乃是承认各国地位的。
现在传世的还有三种不同的《十六国春秋》：这里顺便作简单介绍。
《十六国春秋》一百卷 署名崔鸿撰。按《魏书》卷六七《崔鸿传》，鸿撰《十六国春秋》勒成百卷，“别作序例一卷，年表一卷”，其子子元奏上《十六国春秋》时，还提到鸿“为之赞序，褒贬评论”。
《十六国春秋》十六卷 载于何镗《汉魏丛书》，十六国各为一录，《四库提要》卷六六疑为伪造，“好事者摭类书之语，以晋书载记排比之，成此伪本邪”?但并无确切证据。隋唐以至北宋皆有《十六国春秋》节本存在，但《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经籍考均不记崔鸿《十六国春秋》，因此，它是否为《十六国春秋》节抄本，颇有可疑之处。
《十六国春秋辑补》一百卷 清汤球辑。他以上述《十六国春秋》为底本，以
《晋书·载记》和各种类书中所引之文补足。由于类书引文多有删节，汤氏为了化零为整，使之联缀成篇，往往将一些并无必然联系的文字渗入其中，治学态度不够严谨。是书所辑大多注明出处，但个别有注错了的。总的说来，辑是书用力甚勤，是研究十六国史的重要参考书。
《晋书斠注》一三O卷 吴士鉴、刘承斡同注，实为吴氏所注，由刘氏出资刊行。
序例列举十条原则，大致可概括为广列异说、补充遗漏和订正错误两大方面。 沈约，《梁书》卷十三、《南史》卷五七有传。作者模仿班固《汉书》的作法，书未有自序，叙其家世及其撰史的经过。南齐永明五年(485年)春，奉救撰《宋书》，六年二月，书成。
《梁书》肖子显，卷三五、《南史》卷四二有传。子显为肖嶷子，齐高帝肖道成之
孙。他撰《齐书》是为其本家写史。《梁书》和《隋志》两唐志均称之为《齐书》，《梁书》本传和《史通》称《齐史》，宋人曾巩等始加南字，称《南齐书》，以区别于李百药所写的《北齐书》。
肖子显在梁初撰写齐史之前，已有不少南齐旧史，仅就《隋志》所记即有刘陟《齐纪》十卷、沈约 《齐纪》二十卷，江淹《齐史》十三卷、王逸《齐典》五卷，另外还有齐代诸
帝的起居注和《齐职仪》五十卷。这些都应是肖子显所本。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南齐建国之初，即以檀超与江淹掌史职。超曾上表谈到修史体例，主张设立十志， “律历、礼乐、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艺文依班固，朝会、舆服依蔡邑、司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晔，合州郡。……以建元为始。…诏内外详议。左仆射 王俭议……宜立食货，省朝会。……诏：日月灾隶天文，余如俭议‟‟。这是齐初拟定撰修国史的体例。
刘氏父子和典籍校雠
古文献的校勘整理
（一）广罗异本，以备参校 （二）厘定篇次，校雠文字 （三）撰写叙录，誊清正本
叙录
刘向校书，每一书己，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 ——《汉书艺文志》 （1）叙述校勘整理过程
（2）介绍作者事迹及著述的时代背景 （3）辨别书籍真伪
（4）叙述学术源流及书籍流传情况
（5）简述或评述该书大意并指出其价值
从《别录》到《七略》
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辩其讹谬。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即今之别录是也子歆探其指要。著为七略。
——阮孝绪《七录序》 《七略》分类法 辑 略 概说
六艺略 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 诸子略 儒、道、阴阳、法、墨、纵横、杂、农 诗赋略 赋、杂赋、诗歌
兵书略 权谋、形势、阴阳、技巧
数术略 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 方技略 医经、神仙 六略三十八种 古典文献分类法 六分法：
《七略》、《汉书艺文志》。 四分法：
西晋秘书监荀勖，依照《七略》的方法整理藏书，编成《中经新簿》把书分成甲(六艺、小学)、乙(诸子、兵书、术数)、丙(史)、丁(诗赋)四部分，这是我国文献“四分法”之始。
唐朝魏征等采用“四部” (经、史、子、集)编《隋书经籍志》，这样由唐至清就采用四部分类法了。 总结
《别录》是我国目录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图书提要；
《七略》是我国目录学史上第一部全国综合性分类目录。 刘向刘歆是我国古代目录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刘知己与《史通》
《史通》共20卷，分内篇和外篇，各为10卷。是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 内篇（36篇）：讲历史编纂学 外篇（13篇）：史官和史书沿革，评论过去史书的优劣得失 刘知几对史学的贡献：
（1）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唐以前史学发展状况：
唐以前，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中有《史传》篇，叙述了历代史学著作的沿革概况，评论了各家史书的得失，并探讨了纪传体史书的体例、内容及编纂方法。但评论既不全面又过于简单。然《史传》篇对刘知几的《史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傅振伦认为“《史通》一书既就《文心史传》篇意推广而成”。（《刘知几年谱》）
《史通》开卷就把唐以前的史学著作归纳为“六家”，即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共六个流派。并分别观察其源流，分析其利弊得失。“二体”，主要评论了编年、纪传两种史体的长短得失。《古今正史》、《史官建置》系统地叙述了从传说中的“三坟”、“五典”，到唐初所修诸史历代史书发展的历史。和自古至唐的史官和史馆制度的沿革废置，勾划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线索。《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等篇，系统地总结了纪传体史书的体例、内容及编纂方法
（2）揭露了古史记载的虚伪：
刘知几继承和发扬了王充“疾妄求实”的思想，在《史通》中设有《疑古》、《惑经》等篇，对《尚书》、《春秋》等儒经中记载的古史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如《疑古》中，刘氏提出了《尚书》可疑者共十条，其中一条谈到对尧的增美，一条说到对桀的增恶，另有数条谈到古代禅让征伐之事。刘氏认为尧舜相授，不是禅让，而是篡夺，不是舜传位给禹，而是禹把舜放逐了。
（3）提出了“史才三长论”：
刘知几指出：“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旧唐书·刘子玄传》）
所谓“才”，是指写史的表达能力；“学”，是指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识”：是对历史是非曲直的观察、鉴别和判断的能力。
（4）倡导秉笔直书，反对曲笔讳饰：
刘知几认为一个史家的职责，就是要忠实地记载历史，不能任意曲笔篡改。他要求史官写史要“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要“不掩恶，不虚美”，“善恶必书”，为此他作《直书》、《曲笔》两篇。赞扬了历史上敢于秉笔直书的人：“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直书》）而严厉批评那种“事务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的曲笔现象。
（5）提出了改造旧史的主张：
比如主张删去或改造《艺文志》“所列书名，唯取当时撰者”，不必向上追记历代典籍的存没情况。同时改造《天文志》、《五行志》。 主张增设《都邑》、《氏族》、《方物》三志。这个主张被南宋郑樵接受。《通志》“二十略”中，设有《氏族略》、《都邑略》、《昆虫草木略》。主张增设《制册章表书》。“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书，若人主之制册、诰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纪传，悉入书部，题为《制册章表书》”。
杜佑与《通典》
《通典》在史学上的地位
1、创立了典制体的通史体裁
2、以食货为首，高度重视社会经济活动 3、贯穿经邦致用的史学思想 4、朴素的历史进化观
唐史研究史书的特点
(一) 官修史书占重要地位
日历：日历是修撰官各人所记，每到月末，在馆内评定是非，封存馆中，以备修史之用。
起居注：起居注在汉代早已有之，唐人说“起居注者，录记人君言行动止之事”。
实录：实录至迟始于南朝，“杂取编年纪传之法而成之，以备史官采择。”唐代开始，历代皇帝皆有实录，以日历等为基础修成，大多撰于皇帝身死之后。
时政记：时政记唐代由宰相编撰，记录皇帝与大臣所论国事，“每月封送史馆”。
国史：国史在实录、起居注、时政记、日历的基础上编修。
五代后晋时官修《唐书》(旧唐书))，宋代官修《唐书》(《新唐书》)，都是在前代官修实录、国史基础上，综合其他资料修成的。
(二) 政书的崛兴
所谓政书指用以概述有关典章制度的书籍。 《唐律疏议》、《大唐开元礼》、《大唐六典》属于某一个别部门的典章制度作品；
《通典》和《会要》是开创性综合各部类而写成的典章制度专著。 (三) 别集显著增多
宋人统计，自东汉至唐末，有别集七百余家，有总集七十五家。 (四) 地图、地志学的大发展
图经：唐代，各地要定期(三年或五年)向朝廷造送地图，称为图经。 外夷图、职贡图：唐代，鸿胪负责接待外宾，因得以熟悉国外传况，绘编
外夷图、职贡图。
《括地志》：地志方面，唐贞观中，魏王泰等撰《括地志》五五O卷， (五)．杂史、故事、笔记的增多．：《唐代从书》、《太平广记》 （六）类书的出现 《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
（七）碑志众多
《文苑英华》：宋太宗时，编辑《文苑英华》，收碑志文一二六卷，其中绝大部分是唐人所撰。《集古录》：欧阳修撰；金石录》，赵明诚撰。《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周绍良、赵超编
大批唐代墓志是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 (八)佛道经典极多 佛教方面： 《开元释教录》：唐释智升撰，二十卷，记汉明帝以至唐开元时传、译经的目录。
《续高僧传》、《广弘明集》：唐释道宣撰，各三十卷，
《宋高僧传》：宋释赞宁撰，三十卷。其中除个别为宋僧外，绝大部分是唐、五代时僧人之传记。
《法苑珠林》：唐释道世撰，一百卷，记六朝、隋和初唐的佛家故实。 《佛组统记》：《国清百录》：。《法琳别传》：《南海寄归内法传》： 关于这些典籍的史事情况，可参看陈垣撰《中国佛教史籍概论》。 道教方面： 《隋书·经籍志》《云笈七签》：宋张君房撰，一二二卷///《道教灵验记》：杜光庭撰，十五卷、又有《神仙感遇传》五卷、〈录异记〉八卷《续仙传》：南唐沈玢撰，三卷，《疑仙传》：隐夫玉简撰，三卷《太平广记》，也录有不少道教方面的内容。
(九)史评的出现 《史通》，刘知几撰，内外二十篇， 《唐鉴》，范祖禹撰，二四卷
另外，关于唐史的史评，明王夫之《读通鉴论》，很值得读。 二、研究唐史的基本史料（研究唐史的最低必读史料书目）
1、《旧唐书》
后晋刘昫等撰，二百卷
由纪、传、志三部分组成。正式编撰始于后晋高祖天福六年（941年），完成于出帝开运二年（945年），历时4年多。
最初由宰相赵莹监修，以后担任宰相的桑维翰、刘昫也相继担任监修。参加具体编写的是张昭远、贾纬、赵熙等9人。在全书最后完成时，正好是刘昫任监修，由他领衔奏上，所以《旧唐书》题为刘昫等撰。
《旧唐书》的特点：
一是《旧唐史》主要是抄录唐代史料（实录、国史等）成书； 二是前后记事详略不一（前详后略），文字风格也差别较大； 三是保存了丰富的史料，记事比较详细；
四是《旧唐书》真实地反映唐代不同时期的思想认识和时代风貌。 五是加工粗糙，多有错讹矛盾遗漏之处。 2、《新唐书》
宋 宋祁、欧阳修撰，二二五卷 庆历五年（1045年），宋仁宗下诏开局修《唐书》，至嘉祐五年（1060年）最后完成。列传部分主要由宋祁负责编写，志和表分别由范镇、吕夏卿负责编写。最后在欧阳修主持下完成。本纪10卷和赞、志、表的序以及《选举志》、《仪卫志》等都出自欧阳修之手。
《新唐书》的特点：
一是行文记事又过于简略，使读者不易了解具体情况。
二是对大量原始文献，进行了删削、改写，改变了历史文献的本来面目。 三是增补了部分新史料。
四是关于少数民族的种族、部落的记载，比《旧唐书》多而且详细。 五是在编撰体例方面有自己的特点，新增了《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等。《食货志》《地理志》等志亦比较有系统、有条理地保存了大量史料。
六是《新唐书》恢复了立表的传统，对以后史书的编修有很大影响。 七是仿照《春秋》笔法，进行褒贬，（这种做法对忠实地记载历史是不利的）。
3、《资治通鉴》
宋代司马光主编，分为二九四卷。
此书的宗旨：“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 《通鉴》的协修是刘恕、刘攽和范祖禹。历时19年的时间，于元丰七年（1084年）完成。
它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止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共计300多万字；另外《目录》30卷，《考异》30卷。
司马光等人的编写分为三个步骤：
首先，按年月顺序，标明事目，剪粘排列起来，叫做丛目，这是第一步； 第二，把丛目中编排的史料，进行初步整理，经过选择，决定取舍，并从文辞上加以修正。遇有年月事迹相抵触之处，须加考订，说明取舍理由，作为附注。由此写成第二稿，叫做长编；
第三，由司马光就长编所载，考其异同，删其繁冗，修改润色，最后定稿。 《通鉴》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有人估计，《通鉴》所引之书多达300多种。书中所引各书材料有些已亡佚，得赖此书保存。
书中大部篇幅为记载唐代历史，对研究唐史来讲，其价值表现为： 唐代部份的史料，一半以上仅见于该书。（而秦汉部份无新史料；魏晋部份新史料为1/10）；
2、 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考证详实，立论严谨）。 3、 事增于前，文省于旧。 《通鉴》的不足和缺点
1、在对待农民问题上，把历代农民均称为“贼”或“寇”。 2、另外，在体例上也有失当的地方。 4、《通典》杜佑撰，全书二百卷。
《通典》是我国第一部，也是成就最高的一部典章制度专史。
作者以史家的眼光处理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又以政治家的见识撰写历史著作，在两方面都取得了成功。
《通典》共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八门。其内容具有极强的逻辑关系。
《通典》所记上起远古时期，下至唐代天宝末年，唐肃宗、代宗以后的史实多以夹注的形式补入。它基本包罗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主要方面。 《通典》为人们研究、了解典章制度，提供了系统的知识和材料，为封建政权建设提供了一部翔实可靠的参考书。
主要不足之处是：
1、 《通典》礼的部分占去了过多篇幅（一半以上），给人以全局失衡之感；
2、兵刑部分没有记载军事制度的发展变化。
1、
5、《贞观政要》
全书十卷，八万余言，作者是唐代史学家吴兢。
一部政论性的史书。以记言为主，所记基本上是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征、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该书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经验，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将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使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
《贞观政要》在史料学方面也具有重要价值：现在唐代起居注、实录、国史已不存，《贞观政要》是现存记载太宗朝历史较早的一部史书。书中保存了较多的重要史实，比它晚出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书所记贞观年间史实，有些方面也不如它详尽。 6、《唐律疏议》
唐代长孙无忌等奉皇帝之命编撰，三十卷，。 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唐律疏议》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即唐律的律文部分及长孙无忌等人对律文的疏释部分。
《唐律疏议》按照唐律12篇的顺序，对502条律文逐条逐句进行了注解，并以问答的形式，辨异析疑。它不仅仅是唐律的注释书，而是成为与律并行的唐代国家法典之一，是唐朝的一代之典，是研究唐史的基本书。 《唐律疏议》的法律思想有两个特色：
第一，伦理道德和法律相结合，前者为主，后者为辅； 第二，简化法律条文，减轻刑罚。
《唐律疏议》不仅完整保存了唐律，还保存了大量唐代的令、格、式的内容。
同时记载了大量有关唐代政治、社会经济的资料，是研究唐代阶级关系、等级关系以及官制、兵制、田制、赋役制的重要依据。所以，清代学者王鸣盛称《唐律疏议》为“稀世之宝”。
7、《唐会要》
一百卷，宋王溥撰。宋代监修国史王溥在此基础上采宣宗以来故事编成。于宋太祖建隆二年（961）正月，上《唐会要》一百卷。会要体为唐人新创体例。 8、《册府元龟》 9、《文苑英华》 14、《太平广记》 18、《大唐西域记》
十二卷 玄奘口述 辩机执笔
西行目的主要是寻求学习大乘《瑜珈师地论》，
玄奘此行，行程5万里，历时18年，是一次艰难而又伟大的旅行。
《大唐西域记》分12卷，共十余万字，书前冠以于志宁、敬播两序。卷一记载了今天和中亚的广大地区。卷二之首有印度总述，然后直到卷11分述五印度的各国概况.卷12记载了玄奘返国途中诸国概况。全书内容丰富、文字流畅、叙事翔实，再加上执笔人辩机学精内外典，文笔优美简洁，使全书增色不少。 《大唐西域记》记述了从帕米尔高原到咸海之间广大地区的气候、湖泊、地形、土壤、林木、动物等情况，而世界上流传至今的反映该地区中世纪状况的古文献极少，因而成了全世界珍贵的历史遗产，成为这一地区最为全面、系统而又综合的地理记述，是研究中世纪华度、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盂加拉国、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届、克什米尔地区及我国的最为重要的历史地理文献。
一、什么是类书
类书
摘录、汇辑多种文献中的原文，按内容性质分门别类地编排组织，以供寻检和征引的工具书。
现存较早的类书有隋末唐初虞世南编撰的《北堂书钞》，唐高祖武德年间欧阳询主编的《艺文类聚》、唐玄宗时徐坚等编撰的《初学记》、唐中期白居易编撰的《白氏六帖 》
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李昉等编撰的《太平御览》、宋真宗时王钦若、杨亿等编撰的《册府元龟》、南宋王应麟编撰的《玉海》等。
明成祖永乐年间纂修的《永乐大典》是中国最大的一部类书。清代康熙末年雍正初年陈梦雷等主持纂修的《古今图书集成》，是中国现存最大的一部类书，达到了古代类书编纂的高峰。
类书一般采用分类编排。通常设帝王、后妃、职官、州郡、政理、产业、人、礼、乐等部；属于社会生活方面的，一般设居处、服饰、器物、珍宝等部。在每个大部类中,再分若干小类,每小类下先录书名，再录材料,并注明出处;材料按原书时代先后顺序排列。也有的类书按韵编排。
二、类书的作用
（1）保存资料 利用类书中保留的原始文献，也有助于校勘异文。 （2）查考资料 类书按类编排，非常方便查考有关资料。
三、唐代四大类书
《艺文类聚》。欧阳询等撰，成书于唐初武德七年，（624）。全书100卷，分46部，部下分目，每目下所引故事、诗文均注明原出处和年代，引古籍达1400余种。欧阳询此书创立了完整的类书体例，即事文并举，部门下分子目；每一子目下先录经史百之言，后附诗文。均以时代先后排列，条目清晰。
《北堂书钞》。虞世南等撰，成书于隋末大业年间 ，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类书。北堂指秘书省后堂，虞世南在此任秘书郎时开始编写此书，故名。全书160卷，公19部、852目。每一目下将所引录原文归纳一小标题，按时间顺序排列，并注明原文出处，清晰醒目。所引书系隋前典籍，多已佚亡， 得以保存片断。
《初学记》。徐坚等撰，成书于玄宗时期，原是为方便皇子们学做诗文之用，故名。全书30卷，分23部（加上附部共26部）、313目。每目下分三部分：叙事——说明子目标题含义，提供有关知识、资料；事对——列出对偶句形式的典故，注明出处，以供作诗文时用；诗文——精选有关佳作，系在各子目下，作为学写诗的样板。价值在于，无意中保留了许多南北朝隋至唐初的珍贵片断资料。
《白氏六贴》。白居易撰，全书30卷，235目1367门，另附503个小目。但其行文不注出处，也不按时间顺序。此书又称《经史类要》、《事类集要》、《六贴》，所收资料止于隋朝，宋人张传德加唐五代资料，与白书合并，合称《白氏六贴》。
四、北宋四大类书
《太平御览》 宋代官修类书。李昉等 14 人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至八年(977～983)辑成，初名《太平总类》。编纂时太宗按日阅览，故改名。全书共
计1000卷,包括55部,5363类，另有63个附类。该书以引证广博见称，所引多为经史百家之言并录入了宋以前类书中的不少内容，是现存古类书中保存五代以前文献最多的一部。《太平御览》与《太平广记》、《文苑英华》 (见彩图)、 《册府元龟》 合称\"宋代四大书\"。
《册府元龟》 北宋真宗时期官修大型史料类书。1000卷，约 940万字。 王钦若、杨亿等 23人历时 8年(1005～1013)编成。初名《历代君臣事迹》。宋真宗赵恒直接参与督修，成书后,赐名《 册府元龟》。\"册府\"是指藏书的府库,\"元龟\"即古人用来占卜的大龟(称为\"龟鉴\")，命名有以史为鉴之意。
全书分31部，1106门。每部有总序,每门有小序,叙述沿革。材料主要取自六经子史，根据史实不同，所选资料分入各部各门，先经书，后史书，按时代顺序排列。全书囊括了从《史记》到《旧五代史》的17部正史，资料丰富。所引文献多是北宋以前的古本，其中唐五代各朝实录、诏令、奏议等,原书多已亡佚,而在此书中得以保存。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的初刻本《册府元龟》已佚。南宋时两次刊刻
五．明清类书：
《永乐大典》 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修纂的一部综合性大型类书。正文22877卷，目录60卷，装成11095册，约 4亿字。它不仅是中国文化遗产中的巨制，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永乐大典》修成后没有刊刻，仅誊录一部，称永乐正本。嘉靖、隆庆年间(1562～1567)又誊录一部，称嘉靖副本。正本约毁于明亡之际。副本至清代也逐渐散失。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大典》的绝大部分为兵火所焚，幸存的也被侵略者劫走，至清末移交京师图书馆收藏时，仅存册。《永乐大典》今存 800余卷，不足400 册，散藏于世界10余个国家及地区的图书馆。1986年中华书局将 1960年、1985 年两次影印的 797卷并附《目录》60卷一并影印为10册精装本，是目前收集最为齐全的本子。 (见彩图)
《古今图书集成》 清康熙年间陈梦雷等纂修的一部大型类书，原名《古代图书汇编》。后改名。雍正时蒋廷锡等奉命重辑,用铜活字排印。全书10000卷，目录40卷。分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 6汇编，32典，6109部，约 1.6亿字。每部按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选句、纪事、杂录、外编的顺序，把中国几千年的资料和有关人物统括起来。
该书分类细致，条理清晰，是现存类书中规模最大，资料最丰富,体例较完善,使用价值较高的一部。西方学者称之为\"康熙百科全书\"。
《北堂书钞》
虞世南（公元五五八－六三八年），字伯施，越州余姚（今浙江余姚）人。少时与兄虞世基从学于顾野王，有文名，善书，师沙门智永，妙得其体，与欧阳询齐名，世称“欧虞”。南北朝时仕陈为建安王法曹参军，陈亡入隋，官秘书郎，十年不迁。炀
帝于江都被弑后，一度陷于窦建德，后归唐，历任秘书监、弘文馆学士、银青光禄大夫。与太宗论治要，敢于规谏，太宗嘉其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五绝兼具。卒谥文懿。新、旧唐书有传。
《北堂书钞》为虞世南在隋秘书郎任上所编。所谓北堂，指隋秘书省的后堂。唐刘禹锡《嘉言录》叙其事曰：“虞公之为秘书，于省后堂集群书中事可为文用者，号为《北堂书钞》。今北堂犹存，而《书钞》盛行于世”。其编辑此书，盖大抵是供文人撰文时采录参考资料所用。隋炀帝拒谏饰非，虞世南官卑职小，无所用事，故藉摘抄图书以自娱，而竟成此不朽之世制。
《北堂书钞》的版本流传，颇为复杂。《唐史·艺文志》著录此书为一百七十三卷，宋晁公武撰《郡斋读书志》与之同；《中兴馆阁书目》与《宋史·艺文志》则皆作一百六卷。两相比较，似此书传之于宋时，已非全帙。宋王应麟《玉海》载：“二馆旧缺《书钞》，惟赵安仁家有本，真宗命内侍取之，手诏褒美”。说明在宋代，这部书已极为罕见。
清乾隆时修《四库全书》所录《北堂书钞》，为内府所藏明常熟陈禹谟校刊本。陈氏对此书大加删改增补，纂入唐贞观之后及五代十国杂著，尽失原貌。清钱曾《读书敏求记》云：“世行《北堂书钞》，搀乱增改，无从订正”，所指即陈本。并言自嘉禾收藏家处见原本，翻阅之下令人心目朗然。清朱彝尊《曝书亭集》亦指陈本之诬，称曾风《大唐类要》一百六十卷，反复观之，即
《北堂书钞》。明人好窜改古书，以己意删改增补，为世所讥，陈氏故不能免俗。而钱、朱二人所言嘉禾木与《大唐类要》本，今亦不复见。明人俞安期称看到一个旧抄本，纂入《唐类函》本，亦多讹误。
《北堂书钞》的体例为先立类，类下摘引字句作标题，标题之下征引古籍。如：征役十二“以役国事”条下载：“《周礼·族师》云：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联，使之相保相爱，以役国事”。征引资料重在溯源，叙述还是很清楚的。
《北堂书钞》全书分为帝王、后妃、政术、刑法、封爵、设官、礼仪、艺文、乐、武功、衣冠、仪饰、服饰、舟、车、酒食、天、岁时、地十九部，八百五十二卷，立类略显芜杂，引文亦有断章取义、首尾不连贯处，征引材料或有不注明出处的。但由于在现存类书中，此书成书很早，辑录资料皆采自隋以前古籍，其中相当一部分本子已不传，故其文献价值颇高，尤其在辑佚、校刊古籍等功用上，更不容忽视。现学苑出版社影印此书，应该说是一件有裨学界、嘉惠士林的善举。
此书卷帙浩繁，原书线装二十四岫，三千余页，翻检查找皆不便。此次影印，除原本序、叙录、凡例、目录以及每卷首页一仍原大，以利检索外，余皆按原书缩印，分装成两面巨册出版，即节省了篇幅，又方便使用、收藏，亦为整理、影刊古籍以为今用之所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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