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写作(创作谈)

（创作谈）　我的写作　徐兴正　细想起来，我最不可能的就是成为一位作家了。　那么，我最可能是干什么的呢？对此，我有足够　的依据做出回答：　首先，我可能是一个农民。一个地方，一个族群，　命运有惯性。这几乎是人类社会学的常识。在滇东北　一个姓徐的寨子里，从祖辈到我的兄弟姐妹，都是农　民。我因为上学，成了家族中识字最多的人。而且生　逢其时，凭借昭通师专的一纸毕业证书，于２０世纪末　从国家手里分得一个“饭碗”，打破农民命运惯性，成　了农家子弟中的宠儿。　其次，我也可能是一名教师。我确实教了半年小　学，每天向六年级一个班六十五名学生讲授我曾经读　过、耳熟能详的课文。而后，受益于暗中进行的写作，　以及公开发表的小文章，被借到县上某部门用于“写　材料”，从此开始了所谓的文字工作。　最后，我还可能是一位副乡长。写材料写到县上　某个地方去，正常情况，就有当上副乡长的机会了。我　写材料就写到了这个地方（哈哈）。而我的农民亲人，　在我发蒙时就曾寄予我早晚有一天当上村长的厚望。　多年以后，连当副乡长的光明前途，我都放弃了。　到了我参加工作的第八个年头，也就是２００７年夏　天，个人天性和所处环境使然，在老地方已经待不下　去了，我只得离开。幸得众师友相助，又有种种机缘，　我来到昆明。两年后，即２００９年年底，最终在省上某　处做了一份内刊的编辑，继续所谓的文字工作。　这就是已过而立之年的我走过的轨迹。毫不掩饰　地说，这样的人生际遇，也让我感激涕零！但这只是　我人生的一个断面。　我人生的另一个断面乃是写作。不用猜测，我的写　作始终是业余的。出于普遍的误解，“业余”常常被解　释为非专业的，可做可不做的，等等。进一步，作家也　常常被错误地解释为一种职业。　而我的业余写作，却一直是专业的，非做不可的。　这样说，我同样有充分的理由。　实际上，我自发的写作，开始得相当早，很可能与　现在“８０后”、“９０后”作家们的情况差不多。那一期　间，我的写作有三大动因：第一，恐惧；第二，寂寞；第　三，幻想。　上小学时，班里有一个医生的儿子，因为医生在村　里享有仅次于村长的地位，而村长的儿子又不在那个　班，或者村长暂时未生养儿子，他就常常欺负我们，欺　负我尤甚；到县城上初中时，来自农民家庭、边远乡村　成为耻辱的符号，我等经常遭到城里及城周边同学的　欺凌和羞辱……　而寂寞则贯穿了我的整个学生时代，包括在县城　上高中，直至进了昭通师专。　意外的是，作为农民的后代，我小时候就跟随家人　在现实的土地上播种、收割，以此讨生活，却天生耽于　幻想。　通过写作，我在恐惧面前镇静下来了，内心还出现　了我这类人不配有的几分从容：我的寂寞得到了安　慰，交上了一些永远不可能会面的朋友，那就是自己　笔下的人物，他们与我感同身受；我的幻想有所满足，　不安分的内心，形诸文字，获得了超越现实生活的坚　韧、尊严、快乐和幸福。　始于小学时期的“写作”，它具有躲避现实的性　多　ｌ茂　《　｜　质，以至于我出现了轻度自闭倾向。一个痛苦的后果　是：由于长期不与人交谈，弃而不用的口头语言通过喉　咙和舌头，遇到了障碍，我患上了轻微的口吃。　我自觉地写作，是从进入昭通师专之后才开始的。　那时，写作的动因发生了一些改变。和所有校园写作者　一样，受一种青春期的倾诉欲所支配，我借助写作自说　自话，变得多愁善感、喋喋不休。幸好这个阶段不是很　长。影响我写作的重要因素出现了，那就是对一大批优　秀作品的阅读。　有必要补充一　点：我小学五年唯一读过的一本课　外书就是《选集》，这是每一个农民家庭都可能　有的藏书；而在中学阶段，我几乎通读了鲁迅小说、散　文及杂文，￣Ｌ＃Ｉ－，也读到了莫泊桑的《漂亮删友》等几十　种外国小说，以及莫苦的《红高梁家族》等十多种中国　小说。　在进入昭通师专一年左右，我结识了教师、作家杨　昭，后来有幸成为他的学生。在杨昭的影响下，我开始　了天昏地暗、敲骨吸髓地阅读，并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　阅读谱系。　我从诸如俄罗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　，圭》、拉斯・普京的《给玛利亚借钱》、帕乌斯托夫斯基　的《金蔷薇》，日本作家川Ｉ端康成的《东京人》、远藤周作　的《沉默》，捷克斯洛伐克作家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　孤独》，葡萄牙作家佩索阿的《惶然录》，中国作家沈从　文的《长河》、史铁生的《务虚笔记》、刘震云的《故乡面　和花朵》、孙世祥的《神史》、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刘　小枫的《沉重的肉身》、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等一长　串无法…一列举的作品那里，领受了比我自己远远更　为丰富、细腻、善良、宽厚、悲愤、屈辱、酸楚、伤感的一　颗心。　我最终明白，我为什么写作了。杨昭说：文学是一　种换魂术。这个观点被我完全接受了。作家通过写作　换魂，读者通过阅读换魂。　我也看到，自己的写作有时候是不正当的。学生时　代，家里一贫如洗、负债累累，因写作而增加笔墨纸张　和照明用煤油的开支，部是不小的负担，这绝非夸大其　词！参加工作后，写作是不务正业的，一旦被发现上班　期问使用单位电脑干私活，就会遭到批评和警告。　我明白，即使自己不是现在这种情况，而是一个农　民、一名教师、一位副乡长，也许同样可以进行写作。赫　拉巴尔的一些作品，就是在他当仓库管理员、铁路工　人、推销员、钢铁厂临时工、废弃物打包工、剧院布景：［　人和跑龙套的临时演员期间写作的。不过，话又说回　来，农民可能穷死，教师可能累死，副乡长可能醉死，　而从事我这样的文字工作毕竟不一样。相比之下，我　已以这一饭碗安身，倘能以写作立命，那多么幸运！　余华在一篇随笔中谈到过，他最想成为《圣经》的　作者，但接着也承认，那是不可能的。《圣经》当然是最　优秀的换魂术，但它乃是上帝的作品，非人所能为矣。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经营换魂术的作家，其正当位　置何在？我想强调的仍然是，作家必须守人的本分，　不能僭越神的位置。莫言在其长篇小说《笼中叙事》中　不无伤感地写道：马克思也不是上帝！写出了皇皇巨　著《古拉格群岛》、《红轮》的伟大的索尔仁尼琴，一生　对上帝充满了敬畏。而不朽的远藤周作，对于上帝的　沉默，则以一生虔诚的写作来领会。只有处于人的正　当位置，作家才可能成为上帝的先知、圣徒，认识世道　人心，看到天下罪行，传诵神的福音，实现自我救赎并　救赎他人，一句话，实现换魂。　北宋大儒张载“横渠四句”言：为天地立心，为生　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也是作家应　有的担当。在今天这个假神假道、邪神邪道横行的时　代，作家更应当警醒，忠于人的内心，站在人的立场，　捍卫人的尊严，眺望人的未来，始终为此而写作。　我肯定没有做到这一点，但这至少是我的写作方　向。这样的方向决定了我的“业余写作”是专注的、非　做不可的。对我来说，作家并非一种职业，而是一套人　生价值体系。　我的写作之路缓慢而艰难。十余年来，我写出的　作品很少，并且仅为包括《山花》在内、屈指可数的几　家文学期刊所接受。让我感激的是，《山花》不止一次　发表了我的小说，编辑、作家谢挺给予了我很多温暖。　我希望，本期发表的小说《怪病》、《隐疾》，能见证我写　作的努力，并经受住阅读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