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殷周关系看姜嫄弃子神话
[摘要]武王克商之前，周是殷商的属国，并且尊奉、祭祀殷商的上帝和祖先神。周族史诗《生民》中的“帝”是引自殷商部族。帝的部族神身份，是其“不宁”、“不康裎祀”和姜嫄弃子的根本原因。后稷得到各种动物的庇护，种植庄稼，敬事上帝，并获得了帝的认可。这一考验过程与周族发展农业、为殷商西伯的历史事实极其相似。姜嫄弃子传说，是早期殷周关系的生动体现。
[关键词]殷商；周族；姜嫄；后稷
《大雅·生民》是周族史诗，记述了后稷降生的神话，也是研究周族早期历史的原始资料。《毛诗序》说：“《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可见，《生民》作于周人克商之后，从其整饬的章句结构看，还可进一步划到周公制礼作乐之后。也就是说，“姜嫄弃子”是后人对本族早期历史的追溯，融入了后人对历史的理解，它已不再是原生态神话。故而解读“姜嫄弃子”神话除人类学方法外，更需要结合神话写定时期的历史背景，从周人的宗教、历史观念人手，这样才可能更准确地理解神话的寓意。周族曾是殷商的附属国，并曾尊奉殷商的神灵。武王克商成为天下共主之后，必然要把本部族的主导地位扩展到宗教领域。《生民》中“上帝”态度的转变，即是周人重塑上帝象形、论证其政权合法性的一种努力。
一
有关后稷的神话传说很多，就“姜嫄弃子”这一情节而言，其详细程度均没有超出《生民》。《史记·周本纪》对这一情节作如下记录：
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
《周本纪》明显据《生民》编写而成。值得注意的是，姜嫄在《生民》中为女始祖，在《周本纪》中却成为帝罂的元妃。在《生民》中是“履帝武敏”，在《周本纪》则是践“巨人迹”。按《生民》的逻辑，后稷应是无父感生；按《周本纪》的逻辑，后稷则是有父感生。至于姜嫄为何弃子，司马迁认为是“以为不祥”。至于何以不祥，《周本纪》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司马迁对“姜原弃子”的解释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引出了更多新问题。
汉代经师从姜嫄的身份出发，作了许多推测。从《毛诗》《郑笺》的“彰显灵异说”，马融、孔颖达的“恐被淫泆说”，到郭沫若等的民俗学、人类学解释，学界提出的解释不下十种。各种解说在自身学术体系内，对本学科材料作了深入挖掘，对所持观点作了充分的发挥。不足之处在于，没有贯通全诗，缺少对诗歌叙事的细致分析。若认真分析《生民》的叙事逻辑，完全可以从诗歌本身找到姜嫄
弃子的原因。
《生民》前三章如下：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
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拆不副，无菑无害。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裎祀，居然生子。
诞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寘之平林，会伐平林。诞真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
第一章写姜嫄通过祭祀怀孕。第二章写姜嫄顺利生出后稷，上帝很不高兴；上帝没有接受姜嫄的祭祀，姜嫄却安然生子。第三章写姜嫄弃子和后稷的神奇经历。对第一章和第二章的解读，历代注家虽有异议，但分歧不大。争论集中在第二章，而这则是姜嫄弃子的关键所在。
看毛诗和郑笺对“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拆不副，无蕾无害”的解释：
《毛传》曰：“达者，生也。言易也。凡在人母，母则病。生则坼副其母，横逆人道。”《郑笺》云：“迭，羊子也。……生如达之生，言易也。”
在毛、郑看来，后稷的神异之处在其出生顺利，没有给姜嫄造成伤害，没有悖逆母子之道。也就是说，后稷一出生即具有仁德之性。在重视孝道的汉代，出生不伤害母亲，也可以算得上灵异之处了。但据此推断周初的道德观念，甚至神话孝的观念，似乎有些不妥。毛、郑虽在对“达”字的解释上有分歧，但在该句的整体理解上分歧不大。
毛、郑的分歧集中在对“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的解释上：
《毛传》曰：“赫，显也。不宁，宁也。不康，康也。”《郑笺》云：“康、宁皆安也。姜嫄以赫然显著之征，其有神灵审矣。此乃天帝之气也，心犹不安之。又不安徒以禋祀而无人道，居默然自生子，惧时人不信也。”
《毛传》认为“不”是发语词。陈奂《诗毛氏传疏》继承毛传，说：“不宁，宁也，宁，安也。不康，康也，康，乐也。不，发声。”《诗经》中确有以“不”为发语词者，但更多是用其本义。《毛传》和陈奂的《疏》，舍其本义而用偏狭之义，很难让人信服。郑玄为毛诗作笺，便舍弃了《毛传》的成说，采用“不”的本义。郑笺的这一转变，带来了另一个问题——上帝为什么不安、不乐呢?《郑笺》把“不宁”、“不康”的主角换成了姜嫄，在姜嫄本身寻找弃子的原因。郑玄不相信上帝会对后稷的降生不安，更不用说厌恶了。
二
其实，郑玄不敢怀疑的地方，正是问题关键所在。上帝对后稷的降生确实有排斥，甚至厌恶的表现，这在其他典籍中可以找到旁证。《楚辞·天问》曰：“稷维元子，帝何竺之?投之冰上，鸟何燠之?”王逸注：“元，大也。帝，谓天帝也。竺，厚也。”洪兴祖《楚辞补注》：“《尔雅》云：‘竺，厚也，与笃同。”’蒋骥《山带阁注楚辞》说：”竺，一作笃。按古竺、笃、毒三字通。西域天竺亦曰天毒。《书》‘天毒降灾’，《史记》作‘天笃下灾’。此文竺、笃宜皆从毒解。言稷为元子，帝当爱之，何为而毒苦之也耶?”
王逸、洪兴祖释“竺”为厚爱之义，蒋骥释“竺”为毒苦之义，二者皆能找到例证，单从文字本身很难判分晓。只有结合《天问》上下文，才能准确理解。姜亮夫《重订屈原赋校注》对此有精到见解：
朱子(朱熹)谓：“帝，嚳也。……《诗》云：‘先生如达’，是首生之子也，故日元子。既是元子，则帝当爱之矣，何为而竺之邪?弃之冰上，则人恶之矣，鸟何为而燠之耶?以此言之，则竺字当为‘天祝予’之祝，或为天天是椽之椽，以声近而讹耳。”云云，其说较王、洪为胜。按《章句》以为后稷帝之大子，何帝独厚爱之为说，实不成问义，故朱熹已疑之，而仍未得确解。俞樾云：“帝，谓帝嚳，竺，当为毒，古字通用。天竺之为天毒，即其证也。《广雅·释言》：‘毒，憎也。’此言后稷乃帝嚳元子，帝喾何为憎恶而弃之至再至三乎?下文投之冰上，鸟何燠之。即承此而言，其义自见。”按俞说极确。
朱熹、俞樾认定《生民》中的“帝”为帝嚳，是源自《史记》和《世本》。姜先生引朱熹和俞樾的观点，在文字训诂的基础上，贯通文义，结论很有说服力。明白了上帝对后稷憎恶的态度，再贯通文义，就不难找到姜嫄弃子的原因。首先，姜嫄“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即是想通过祭祀来获得儿子。但上帝并没有主动赐予姜嫄儿子的表现。姜嫄怀孕的途径是“履帝武敏歆”。这种行为与鲧盗取上帝息壤类似，有违抗上帝意志的意味。上帝没有主动赐予姜嫄儿子的事实，可从上帝对后稷的态度相互印证。上帝对后稷出生的反应，首先是“不宁”。原因是“不康禋祀，居然生子”。“居然”，司马迁解释为“居期”，《毛诗》《郑笺》解释为“居默然”，都不准确。“居然”，即安然，平安之义。《庄子·盗跖》：“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成玄英疏：“居居，安静之容。”“居然生子”，即平安地把孩子生下来。“不康禋祀”，是对“居然生子”的反问。也就是说，上帝没有接受姜嫄的祭祀，姜嫘何以怀孕，安然生下后稷。
承接上文的是姜嫄弃子。从《生民》的行文脉络看，上帝“不宁”，及对后稷的态度，是姜嫄弃子的直接原因。高亨《诗经今注》解释“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也得出了类似的观点：
宁，愿意。自此以下三句是巫者假託神意说的话。康，当读为赓，继续也。是说姜嫄产前没有再去祭祀。居，读为胡，何也。巫者假託神意，说姜嫄产前没有再去祭神，怎么生了孩子。
高亨先生意识到，“上帝不宁”是姜嫄弃子的直接原因，但杜撰出姜嫄没有再去祭祀的理由，很难让人信服。高亨与毛、郑一样，把弃子的责任归于姜嫄，完全没有把问题指向在《生民》中有显赫位置的上帝。
现在姜嫄弃子的直接原因已经找到，即上帝不愿意接受姜嫄的祭祀，对后稷怀有憎恶之情。如果能回答屈原提出的“稷维元子，帝何竺之”的问题，以上推论就顺理成章了。其实，历代注家很可能无法解决这一问题，才转而怀疑上帝憎恶后稷的。
在论证前，不妨把答案给出。《生民》中的“帝”本属于殷商部族天神，在周文王受命之前，天命在殷商，帝更倾向于庇佑殷人。后稷神异的降生过程，使上帝意识到周族对殷商的潜在威胁。故而，上帝对后稷的降生怀憎恶之情。下文上帝态度的转变，来自周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新观念《(尚书·周书·蔡仲之命》)
三
周族人曾尊奉殷商的上帝，这在出土资料、《尚书》和《诗经》中都能找到证据。《论语·泰伯》赞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在武王伐纣前曾是殷商的附属国，已是不争的事实。其实，周族对殷商不但在政治上处于附属地位，而且在宗教上也有从属关系。1977年，在陕西岐山的凤雏村遗址，周原考古队发掘出土一万七千多片周代甲骨。据李学勤先生的解读，甲骨文有反映早期殷周关系的内容。
卜祭祀的一片辞：“癸巳彝文武帝乙宗，贞，王其(刀+阝)祭成唐，口贞祝示及二女。其彝血(羊+土)三豚三，(十下加田)有足。”文武帝乙即帝乙，成唐即成汤。用的牺牲是二女、三口公羊、三只猪。周人而祭祀帝乙与成汤，周人自是附属于商。另一片卜辞：“王其口佑太甲，(册下+口)周方伯，口(十下+田)足，丕左于受有佑。”周王求商人先王太甲的保佑，(册下+口)周方伯。
周人祭祀成汤与太甲，前者是殷商的创业君主，后者是商初有名的贤王，有太宗之称。周人在政治上臣服殷商的同时，也逐步接受了殷商的宗教。傅斯年甚至认为周人将商人的始祖神帝嚳也引为稀祭的对象。他的证据有三个：其一，“履帝武敏歆”，《毛传》日，“帝，高辛氏之帝也”。其二，《鲁语》上，“商人禘嚳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祷署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其三，《世本》《史记》各书皆以为殷周同祖帝嚳。
按殷商源于东夷族，周人源于西北古族，商、周不可能同祖”。且殷商兴盛较早，不大可能接受相对落后的周人的祖先。可信的解释只能是，周人接收了其宗主国的上帝。
周人尊奉商人的上帝，在《诗经》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大雅·文王》：“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大雅·皇矣》：“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维此二国，其政不获。……乃眷西顾，此维与宅。”在周人看来，殷商在没有丧失民心之前，其祖先“克配上帝”，即享有天命。后来殷商政治不合理，上帝
失望，才开始眷顾周族。
《尚书·周书·多士》的观点类似：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王若曰：“尔殷遗多士，弗吊曼天，大降丧于殷，我有周佑命，将天明威，致王罚，敕殷命终于帝。肆尔多士!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乱，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为，惟天明畏。……
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父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泽。
这段文字是周公为安抚殷商遗民而作。首先，周公自称为“小国”，显示出对殷商王朝的尊重，对其上帝的敬畏。其次，周公承认殷商自成汤至帝乙一直没有失德，因而享有天命。帝乙是纣王的父亲，可见周族在克商之前，一直尊奉殷商的上帝，并承认上帝曾偏爱殷商。
因此可以推测，《生民》中的“帝”属于殷商部族的天神，偏爱殷商。这一观点还可以在《诗经》中得到印证。
《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商人眼中的上帝，与周人截然不同。看《玄鸟》开篇的气势，“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人完全以上帝的嫡系子孙自居，以“天之选民”自居。再如《商颂·长发》曰：“有娥方将，帝立子生商”，进一步明确了商人与上帝的血缘关系。《玄鸟》言汤武受上帝之命征伐天下，《长发》言始祖契统治四方诸侯，“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
比较殷商和周族始祖降生神话，上帝对其始祖态度的差异便更加明晰。姜嫄生后稷，先祭祀，后考验，再修德，最终才得到上帝的认可；商契降生则完全没有诸如此类的周折，上帝主动立契为王，并把四方诸侯国赐予它。上帝对待商契和后稷，态度可谓判若云泥。另据《史记·殷本纪》记载，文王灭掉殷商的附属国耆，严重威胁商朝的安全，而纣王却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由此足见商人与上帝的私密关系。
对于这种现象，许倬云推衍李宗侗的“图腾说”，认为：“商人的帝，既有图腾生祖的性格，其与商人的关系是特定的，专有的，而不能是普遍超然的。商人的神对商人有必须眷顾的理由，不必有道德的标准为给予佑护的要求。”李宗侗从人类学的角度解释上帝与殷商的密切关系，虽有猜测的成分，但基本可信。
四
现在基本可以确定，《生民》中的帝是周人从殷商接受的天神，仍然带有偏爱、眷顾殷商的特点。但帝的殷商部族神属性，还不能充分解释它为何对后稷抱
有强烈的憎恶情绪。
上文说过，《生民》中保存的始祖神话并非原生态，其中难免融入后人根据历史重新构建的成分。把神话放在殷周激烈冲突的大背景下，也许能更好地解释上帝强烈的厌恶情绪。
周族自太王由豳迁岐之后，开始与殷商有密切接触。《鲁颂·閟宫》：“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古公定居岐山，即使在周人看来，也意识到自身对殷商的威胁。后来经过季历和文王的不断征伐，已严重威胁到殷商的统治。
《古本竹书纪年》记载：
(太丁)四年，周人伐无余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七年，周人始伐始呼之戎，克之。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文丁杀季历。
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记载：
二十一年春正月，诸侯朝周。二十二年，囚西伯于茭里。二十九年，释西伯，诸侯逆西伯归于程。
今本和古本《竹书纪年》虽有可疑之处，其记年不可尽信，但上述事件还散见于其他典籍，事件本身应该是可信的。从《竹书纪年》可以看出，殷、周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周人想扩大势力，进而取代殷商，但又不敢与殷商正面冲突；商人想借助周人力量稳定西方诸侯，又怕周人壮大，尾大不掉。商人的这种态度，与《生民》中上帝的态度极其相似。上帝不愿意接受姜嫄的祭祀，对后稷的神奇降生很不安，这与商人戒备周人的心理完全一致。上帝指示姜嫄弃子，商王文丁曾杀季历，纣王曾囚禁文王。后稷被弃后，在牛、羊、鸟的保护下，生存了下来，并勤勉地种植谷物，恭敬地祭祀上帝。这也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情形完全一致。
综上可以推测，上帝对后稷的憎恶，来源于周人对殷商的威胁，是殷周关系在神话中的生动写照。那么，如何解释上帝最终接受后稷的祭祀，承认他的合法地位呢?这还要从周人对上帝观念的改造谈起。
徐旭生谈到殷周始祖神话时说：“凡早期各氏族中所崇拜的神全是属于本氏族的，没有超氏族的。超氏族的神或帝的出现是相当晚的。商、周之交恐怕正是氏族神和超氏族神嬗变的时期。”促进这一嬗变的是周人的上帝观，相对于商人把上帝看成本部族的保护神，周人一再强调上帝的超部族性，即“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这种观念在《诗经》中表现得很明显。《大雅-文王》：“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大雅·大明》：“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第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表明周族在文王之前并没有受命，在宗教上从属与殷商。第二，“天命靡常”，
表明上帝不会无条件地佑护殷商。第三，“昭事上帝”、“厥德不回”才是获得天命的根本原因。周人用“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观念，改造了殷商的上帝，也是上帝从“不康禋祀”到“居歆”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