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建国初的一次巨大挫折

诱发周恩来职权缩水至六分之一的导火索是什么？ 1953年，周恩来作为总理，退而只管外交工作 众所周知，四九建政后，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兼党组干事会，全面主持工作。但至1953年3月10日，根据提议，全面变更了工作的领导，周恩来作为总理，退而只管外交工作。文件指示：

“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工作(包括、检察和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财经工作，由陈云、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曾山、贾拓夫、叶季壮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外交工作(包括对外贸易、对外经济、文化联络和侨务工作)，由周恩来负责；其他不属于前述五个范围的工作(包括监察、民族、人事工作等)，由负责。”①

1953年，与周恩来

按该文件，原本对工作负总责的周恩来，所分管事务，已只有之前的六分之一。而且，随着党组干事会的撤销，周恩来的干事会一职也被取消；政务院各分党组，转归领导。

诱发此一重大人事变革的导火索，乃是“新税制风波”。所谓“新税制”，用陈云的话说，是一种迫在眉睫的改革：

“我们以后，到去年为止，加工订货、代购代销的比重逐渐增加。这样一来，就相对地减少了买卖关系，税收也随之减少，需要想办法来补救。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修正税制是有理由的。”②

薄一波认为，问题出在“新税制”一事“看报始知” 但出人意料的是，1952年底，“新税制”由财政部提出，经政务院讨论并批准颁布后，却引起了的震怒。肇因是地方上出现物价上涨和私商囤货现象，一些地方干部向高层报告，说社会和民众出现了“思想混乱”。随即致信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措辞严厉：

“新税制事，既未讨论，对各局、分局、省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③

由财政部研究提出，经政务院讨论通过，本是当日行之已久的经济颁布流程，并无问题。当事人薄一波，时任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据薄理解，之所以“词锋甚严”，关键在于“此事我看报始知”：

“周总理收信后，连夜给毛写回信，谈了处理办法。可见他把毛这封信的分量是看得很重的，而且周总理一向办事勤敏精细，这是他的过人之处。我看信后，也立即召集中财委有关人员开会，汇报各地执行新税制的情况。我当时的心情半是沉重，半是茫然。信是批评出台刚半个月的新税制，而且词锋甚严，显然事出有因。我很注意信中两句话：‘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已预感到事情有些严重了。”④

实际上，稍后，批示：“凡方面要经批准的事件，请小平多管一些”⑤，可以视作薄一波上述理解的脚注——周恩来是政务院总理，凡事务，理当由他“多管一些”，反让邓“多管一些”，其对周的看法与态度，

不难明了；若仅系“新税制”程序、内容上有问题，修正即可，当不必如此。谓：“西花厅车水马龙，颐年堂门可罗雀”，亦可为参照。

周退管外交工作之后，政务院所属八个工业部的财经大权，转划给了国家计划委员会高岗。据高岗秘书赵家梁说：“在1953年春节前后一段时间(半个月到一个月间)，周总理批给领导人参阅的文件时，还批(给)、高岗，把高岗排在之后。”⑥由此不难窥见高层权力转移的脉络。至于高岗何以能得的格外青睐，则是另外的话题了。

1953年五一节，、高岗(右一)等在天安门城楼。